许渊冲的学生时代：听钱锺书讲课，和杨振宁比成绩
从事文学翻译六十多年，他曾是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中国译者，一生出版译著120余本。2014年，作为第一位亚洲翻译家，他获得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——“北极光”杰出文学翻译奖。
因为他，中国读者认识了于连、哈姆雷特、包法利夫人、罗密欧与朱丽叶；西方世界知晓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苏东坡、李清照、汤显祖……
他说，人生最大的乐趣，就是做喜欢的事，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，转化为全世界的美。
许渊冲的一生，正如他在自己的名片上所写的那样：“书销中外百余种，诗译英法第一人”。
对于这张名片，他的解释是：“我是狂，但我是狂而不妄，句句实话。”
他确实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天才，对于自己的成就，他这样说：
“回顾我这一生，小学上的是全市最好的小学，中学是全省最好的中学，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，不过我在这些最好的学校里，只是一个不上不下、时高时低的中等人物，也就是‘人中人’。大学毕业之后……在世界第一流的、培养过罗曼·罗兰和居里夫人的巴黎大学研究，认识了不少‘人上人’，自然就不免‘见贤思齐’了。”
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。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，师从钱锺书、闻一多、冯友兰等学术大家。1944年，他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，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。
在求学时代，许渊冲是如何“见贤思齐”的？同学杨振宁、老师钱锺书等人，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影响？下文，正是许渊冲对自己生命前三十年的回顾与自述。
让我们一起阅读这份自述，纪念这位为中西方读者同时点亮文学光芒的先生。
1.故乡南昌
“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。”
1926年8月，我五岁，正跪在方凳上写字，其实是描红，就是在印了红色大字的纸上用毛笔把红字描成黑字，忽然二堂兄来叫我，说是模范小学招生名额不满，要我同涵弟去参加考试，看看是否合格。
模范小学后来改名实验小学，简称“实小”，校址在樟树下，离石头街大约要走一刻钟。石头街是南昌西城从北到南的大路，经过东西路都司前街和南北路高桥大街，再走过小校场，就到了樟树下。
我到了实小，穿过大厅和小操场，来到在两层楼上的教室。考试只有口试，老师拿出字角问我认识不认识。我因为母亲生前教过，所以全都认得，结果编入一年级甲组；涵弟不认得字，需要从头学起，编在晚一学期的乙组。我们就这样入学了。
实验小学进门是个大厅，左边是几间一年级教室，右边是室内体育场。每天上午上课前，全校学生要在那里集合，排列次序是从一年级乙组到六年级甲组，班次低的在前，高的在后；各班站队的顺序是高个子站前面，矮个子站后面。
开会前由各班班长或值周生向值日老师报告到会人数，然后唱歌。歌词记得最早是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，最后一句是“世界大同”。后来改唱“三民主义，吾党所宗。以建民国，以进大同”。虽然直到小学毕业对歌词都不太懂，但因为天天唱，多少有了一点天下为公、世界大同的观念。
唱歌后由校长或值日老师带领全校师生背诵孙中山“遗嘱”，然后校长训话，或值日老师报告学校情况，进行表扬或者批评。有时还让学生上台练习演说。最后是唱校歌：“我爱实小……忠孝仁爱，信义和平。”唱完校歌，礼成散会，各班学生回到教室上课。
1931年年底，我从实验小学毕业。
许渊冲的中学毕业照，摄于1938年
升入南昌第二中学之后，我喜欢的功课是国文，喜欢的课文有朱自清的《匆匆》，记得的句子有：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；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；消失了的日子，却一去不复返了。用植物的美和动物的美来衬托人生的美，我觉得比平铺直叙要好得多。
又听弟弟渊深唱赵元任的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：枯树在冷风里摇，野火在暮色中烧，西天还有些儿残霞，教我如何不想她！枯树和冷风本来不美，但是显示了不怕严寒的精神；野火和暮色带来的是自由的光和热，催促暮色成为黎明；西天和残霞更是把地上的野火烧成了天上的晚霞，使西天闪烁着离情别恨。
朱自清的散文，赵元任的诗歌，使我体会到了中国古代“赋比兴”手法的妙处。
至于外语，虽然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英语，但学习方法非常可笑，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：“打泼了油，吓个要死，歪嘴！”这样才勉强记住了。
后来学习生词，我又在“儿子”（sons）下面注音“孙子”，在“女儿”（daughters）下面注上“刀豆子”，就是用这样动植物不分、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，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。
升入中学后，我和同班同学涂茀生、王树椒等都喜欢集邮，而认识英文就可以知道是哪国的邮票，这才觉得英文有点用处。
那时我有一个表姐在美国学教育，有一个表哥在欧洲学音乐，我要他们给我寄邮票来。结果得到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图、德国的萨尔风景票，我玩得爱不释手，仿佛旅游一般。
初中三年级时，我写了一篇《集邮的经过》，寄给芜湖《邮话》杂志，那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，从此才增加了学习英文的兴趣。
于是在高中二年级时，我突击背熟了三十篇英文，包括莎士比亚《裘力斯·凯撒》中的演说词；考试成绩居然从中等跃居全班第二，从“人中人”变成“人上人”了，这又加强了我学英文的信心。
到了高中三年级，我在永泰河滨读歌德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的英译本，觉得人与自然融洽无间，这是我从前读郭沫若的中译本时感觉不到的。
尝到了学外文的甜头，我的决心就下定了。加上那时浙江大学从杭州迁来江西，也带来了西子湖畔的歌声，我们就跟着大学生唱起英文的《江上彩虹》来，仿佛要用歌声组成彩虹，飞上高不可攀的象牙塔似的。
于是我们二中毕业班的同学，多半都在浙江大学参加入学考试。我还记得考英文时要写一篇作文，题目是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。我用比喻开始，说一支箭容易折断，一束箭就坚不可摧；然后言归正传，说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，全民抗战，那国家就不会被日本鲸吞蚕食了。结果英文得了85分，考取了联大外文系。
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大三的许渊冲，摄于1941年
2.西南联大
“杨振宁考第一，才得80分；我考第二，只得79分。”
1939年1月4日，我们在昆华农校西楼二层的小教室里，等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来上“大一英文”。
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，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，脸颊白里透红，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，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。他穿的黑色学生装显得太紧，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，他的智力又太发达，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；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，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，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。
一问姓名，才知道他叫杨振宁，刚十六岁，比我还小一岁呢。十八年后，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，是我国得奖的第一人。
老师来了。他穿一件灰色大衣，里面是一套灰色西服，再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，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，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。
他一进来，就问我们上什么课？我要在杨振宁面前露一手，抢先用英语回答，老师也用英语说：他是代柳无忌教授来上课的。
后来才知道他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。早在美国求学时代，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，得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赏识。
后来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，又和英国诗人艾略特时相过从，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。《叶公超散文集》还引用了艾略特的话说：“一个人写诗，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；如果只是表现个人才气，结果一定很有限。”
“大一英文”都用清华编的《英文读本》，前几课多是英美作家谈中国的文章，如毛姆的《苦工》、赛珍珠的《荒凉的春天》、兰姆的《论烤猪》、林语堂的《生活的艺术》等。
战初期的昆明西北部
叶先生讲课时说中文多，说英文少；问得多，讲得少；从不表扬，时常批评；但讲起词汇的用法来，却很精彩。记得他讲《苦工》时，碰到“补丁”一词，他讲得很生动，仿佛要用一个“补丁”来弥补没有讲过的其他词汇的损失。
他讲《荒凉的春天》时，杨振宁问他：“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，为什么不表示被动？”这个问题说明杨振宁能注意异常现象，已经是打破“宇称守恒定律”、获得诺贝尔奖的先声。但叶先生却不屑回答，反问杨振宁：“Gone are the days”为什么用“are”？
杨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，而要我转达了。
2月8日他讲《生活的目的》时，先要学生朗读课文。学生才念一句，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；学生念得太慢，他就冷嘲热讽，叫人哭笑不得。
我在别人念时没听，只顾准备下面一段，所以我念得非常流利，满以为不会挨骂了。不料他却问我：“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？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”
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，我没有听，自然也答不出。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，不重内容，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。
他不但批评学生，也批评作者，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，因为“幽默不是一般的开玩笑，或是讽刺，或是诽谤，而是能看出一桩事理或一句话中本身的矛盾冲突”。他对别人要求很严，考试要求很高，分数给得很紧：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，造五个句子，答五个问题，还要写一篇英文短文。
杨振宁考第一，才得80分；我考第二，只得79分。而杨振宁物理考100分，微积分99分，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。
叶公超
叶公超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“大一英文”，第二学期我们这个组解散，学生分到其他各组去。杨振宁分到陈福田教授那组，我分到钱锺书教授这组。
钱锺书先生教我时才二十八岁。他戴一副黑边大眼镜，显示了博古通今的深度；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，看得出学贯中西的广度。他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，显得风流潇洒；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，却又颇为老成持重。
他讲课时，低头看书比抬头看学生的时候多；他双手常常支撑在讲桌上，左腿直立，右腿稍弯，两脚交叉，右脚尖顶着地。
他和叶先生不同，讲课只说英语，不说汉语；只讲书，不提问；虽不表扬，也不批评；脸上时常露出微笑，学生听讲没有压力，不必提心吊胆，唯恐冷不防地挨上程咬金三斧头。
1939年3月31日，钱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。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。
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：讲课言简意赅，深入浅出，妙语如珠。如他解释怀疑主义时说：一切都是问号，没有句点。（Everything is aquestion mark；nothing is a full-stop.）
课堂上的联大学生
他用具体的标点符号来解释抽象的怀疑主义，而且问号和句点对称，everything和nothing又是相反相成，使学生既得到了内容之真，又感到了形式之美。这真是以少胜多，一举两得。
不过，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。总而言之，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，有些高不可攀。
一次，他给我们讲爱伦·坡的作品《一个凶手的自白》，其中有这么一句：“My mind to do sth”。某位同学问：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？
钱先生答：名词后面省略了动词（be），原句本应作：“My mind was to do sth”。后来我们一查原书，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一个动词，原句是“I made my mind to do sth”。
当然，钱先生的解释也通，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融。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·坡的作品，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。
西南联大参军校友在大观楼，1944年摄
3.美国飞机法国船
“我登上了钱锺书在《围城》中描写过的法国邮船。”
1941年11月，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来华对日作战，需要大批英文翻译，那时的教育部号召全国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的男学生服役一年，不服役的要开除学籍，服役期满的可以算大学毕业。
于是联大同学纷纷响应号召，是我同吴琼、万兆凤、罗宗明等三十几个同学都报了名。
服役期间，我平常的工作是每天将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，送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；他就根据情报，分配三个中队八十一架P40飞机的任务。P40时速四百公里，但当时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飞机。每次击落敌机一架，飞行员就在机身上贴一张插翅膀的老虎，所以美国志愿空军成了威名远扬的“飞虎队”，我也得了一枚镀金的“飞虎章”。
记得有一次我翻译的情报说：日本军舰一艘到达海防，登陆士兵有若干人；日本飞机有若干架，进驻河内机场。林秘书得情报后，立刻召集四个空军上尉参谋（分管侦察、作战、轰炸、驱逐业务）研究，认为日军很有可能会对昆明进行空袭，就要我把情报火速译成英文，派专车送我去陈纳德将军指挥部。陈将军正和中国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少将在研究军事地图，看了我面呈的情报，就要参谋把地图上的军队、舰只、飞机数目作调整，同时叫我退出。
第二天，日本飞机果然袭击昆明，但飞虎队早有准备，不等敌机飞入市区投弹，就在滇池上空进行截击。我只听见飞机爬高的呜呜声、机枪射击的啪啪声，只看到一架架画着一轮红日的日本飞机尾巴冒出一团团的黑烟，被击落在西山滇池上空。从此以后，日机不敢再来昆明。
许渊冲，摄于1942年任“飞虎队”翻译时
1942年9月，我回联大复学，选修了袁家骅教授的“大四英文”和“翻译”、赵诏熊教授的“西洋戏剧”、莫泮芹教授的“浪漫主义诗人”和吴宓教授的“文学与人生”等课，还旁听了温德教授的“莎士比亚”和冯友兰教授的“中国哲学史”。
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脱离了不自觉的“自然境界”，但又觉得“功利境界”和“道德境界”也不能说明我的思想情况，于是巧立名目，来个“兴趣境界”吧。
我对旁听冯先生的课感兴趣。他讲到儒家的“仁”“义”时说：仁者人也，就是做人的道理；义者宜也，就是做适宜的事情。
他讲到庄子时总结说：庄子顺万物之性而达到与万物为一的天地境界。我结合“浪漫主义诗人”课，在“大四英文”课作文时写了一篇《庄子与卢梭》，又结合“文学与人生”课，写了一篇《儒教与基督教》。这是我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试笔。
1944年秋，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。当时昆明物价飞涨，研究生一个学期只发一千元生活费，根本不够维持生活。
其实我大四时，已经开始半工半读，在昆明天祥中学兼教英文。不料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教授规定研究生不许在外兼差，于是我第二学年只好休学。后来吴达元教授代系主任，知道研究生经济困难，就要我在联大外文系兼任助教，教了一班英文。
抗战胜利之后，联大解散，清华、北大、南开迁回平津。那时教育部举行出国留学考试，考试合格，我也离开昆明，出国去了。
1948年6月8日，我登上了钱锺书在《围城》中描写过的法国邮船。我们在船上住了半个月，6月24日才离开上海。
海上晕船，我的法文日记写得非常简单，海景只袭用了王勃的名句“落霞与海鸥齐飞，碧波共长天一色”。
27日到香港，海水慢慢显得更深更蓝了，仿佛是蓝宝石熔化成了液体。7月1日船到西贡，要经过蜿蜒曲折的湄公河才能进港，大有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感。
5日到新加坡，星光和灯光交织的夜景使人仿佛置身天上人间。10日到科伦坡，还没进港我就看见了世界最高的天然喷泉。我本来想去看看世界闻名的大象，但是时间不够，只好在邮局买了几张中学时代朝思暮想的大象邮票，就算是画象充饥了。
11日进入印度洋，大风大雨，浪高如山，天翻地覆。人吃不下，也睡不着，一连七天七夜，折磨得年轻人都变老了。这使我想起了柯勒律治在《古舟子咏》中说的：
水呀，水呀，到处是水，
泡得船板起皱；
水呀，水呀，到处是水，
却休想喝一口。
西南联大留法校友合影，左四为许渊冲
18日船到吉布提，只有一家酒店，依然“休想喝一口”清茶。船进入红海，24日过苏伊士运河，有如“人在画中行”。入地中海后，风平浪静，“水绿如蓝”。莫泊桑在《水上》日记中写得好：
“海上没有汹涌的波涛，……我看见在遥远的天边，在依然朦胧的尼斯城上空，有粉红色的奇光异彩，这是晨曦照亮了阿尔卑斯山顶上的冰川。
远在群岛后方，是峰峦起伏的埃斯特勒山脉。这座山是戛纳城的天然布景，是山水画册中令人神往的珍品。它的颜色是蔚蓝的，线条清晰，剪裁奇特，娇媚多姿，却又富有艺术情趣，仿佛是顺从人意的造物主用水彩在舞台布景上画下的远山，供有闲情逸致的王孙公子赏玩。
埃斯特勒山晨夕万变，景象万千，使那些高雅人士心醉神迷，目不暇接。
早晨，这条山脉的轮廓被蓝天清晰地衬托出来。天蓝得柔和纯净，有点发紫，非常悦目，是南方海滨再好不过的蓝天。到了傍晚，山坡上的树林变得阴沉沉、黑压压的，给如火如荼、红得惊心夺目的天空镶上了一条黑边。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日落的仙境，这种燃烧整个天边的烽火，这种火山爆发似的彩霞，这种宏伟无比、精妙绝伦的表演，这种每天周而复始的灿烂辉煌、奢侈富丽的景色，即使这是画家巧夺天工的妙笔，也会使人莞尔微笑，百看不厌的。”
我在地中海上看日出、日落，读莫泊桑的《水上》日记，真是情景交融，其乐无穷。
7月30日船到马赛，中国留学生都住在安茹旅馆，同去吃了一顿世界闻名的法国大龙虾。不料龙虾越大，味道倒越像鱼，反而不如中国的河虾鲜美，可见饮食不能贪大求洋。
8月1日晚上，我与同学乘火车离开马赛；2日早上，我们到达巴黎里昂车站。
4.巴黎有什么？
“两个月后，我居然新学到六千个法文生词”
我们住在巴黎15区许弗仑林荫大道149号。关于我的卧室，8月8日的法文日记中写道：
“开窗一望，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，好像精工雕镂过的云南石林。两排法国梧桐用郁郁葱葱的树叶遮住了三楼的窗户，看来似乎是环绕大理苍山的绿色玉带云。再加上星罗棋布的雕像和草地，巴黎真成了城市中的花园。”
可惜这座花园城的秋天和昆明的春天一样长。
巴黎的秋天如果下起雨来，那秋声就更加萧瑟了。我在法兰西语言学院学习法文时，写过一篇《巴黎的雨天》，现在摘要译成中文如下：
秋雨是黑夜的助手，又是黎明的凶手，它侵占了白天的领地，却延长了黑夜的统治。巴黎这座古城，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，也不过是风韵犹存的半老美人。秋雨一来，又在墙壁上划下了皱纹，在街道上投下了阴影，留下了岁月的脚印。
秋风一起，梧桐树都哆哆嗦嗦抖下了身上的枯叶，露出了光秃秃的树枝，在风雨飘摇中诉说自己的痛苦。杜邦咖啡店的三排桌椅，虽然侵占了人行道的地盘，却留不住行人的脚步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顾客坐在柜台跟前。橱窗里陈列的不是时装，而是风雨大衣。平时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歌剧院，现在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，在没精打采地眨着眼睛。
只有卢森堡公园的草地、巴黎圣母院墙上的爬山虎、塞纳河长满藓苔的堤岸正在开怀畅饮。教堂塔楼钟鸣五下，就敲响了白天的丧钟。夜幕随着枯叶飞下，黑暗又笼罩了大地。偶尔有几辆汽车用灯光划破了黑暗，汽车一过，黑夜又吞噬了街道。只剩下彻夜不眠的街灯，伴着颤抖的枯枝，在等待着天明。
我在大学时代只读了两年法文，每星期上课三小时。第一年学完了法文文法，学到了大约一千个法文生词；第二年读的是法国教授邵可侣（应读郃可侣）编的《法国文选》，又学了大约一千个生词。然后就是阅读法国小说，写写法文日记。
到出国时，在法国邮船上读纪德的《窄门》，觉得没有多少问题。到法国后正是暑假，又去法兰西语言学院学了两个月法文。
许渊冲，摄于巴黎卢梭像前
同学宗基告诉我他学法文的方法就是每天突击一百个生词，可惜他记不住；我也如法炮制，因为英文、法文词汇很多既形似、又意似的，发现困难不大。
两个月后，我居然新学到六千个法文生词，在中国留学生的词汇测试中，胜过学了十几年法文的留学生。我还在法兰西语言学院拿到一张文凭，有了这张“遮羞包丑的树叶”，就可以在法国以外的学校教法文，也可以在法国上大学了。
巴黎大学要得到四张证书才能毕业，而一张证书一般要读一年。我舍不得花四年时间去规规矩矩地读书，只想浅尝辄止，于是就在四张证书中选读了我喜欢的课程。
“法国文学”中我选了拉辛、卢梭、雨果、巴尔扎克、福楼拜、象征派等；“法语语言学”中我读了高乃依和《包法利夫人》；“比较文学”中我读了理查逊、卢梭、歌德和夏多布里昂等。在“英国文学”的课程中，我选读了法默教授开的“英国文学史”和“狄更斯”两门。
法默教授虽然也研究司各特（英国作家）对法国作家的影响，但他只比较西方文学；对于与西方文学双峰并立、遥相对峙的东方文学，尤其是比希腊、罗马还早的中国文学，他们却是茫然无知。
而歌德提出的“世界文学”如果只有西方没有东方，那就成了一个跛脚巨人或者是独眼苍龙了。
在我看来，中国《诗经》中的《生民》《公刘》《绵》《皇矣》和《大明》描写了西周灭商的历史或传说，是比荷马《伊利亚特》更早的史诗。
屈原的《离骚》是一首由“述怀”“追求”“幻灭”三部曲组成的心灵神游的悲歌，比但丁《地狱》《炼狱》《天国》合成的《神曲》早了一千五六百年。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比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也早两三个世纪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又比歌德、雨果、托尔斯泰都早一二百年。
因此，在巴黎大学读了一年之后，我就想到应该对东西方的文学作平行的研究，才不辜负出国一趟。然而，1949年底，国民党撤到台湾后，外汇来源断绝，我一定要在一年之内读到学位才行。
本来想把从《诗经》到《红楼梦》的中国文学和从荷马到19世纪的西方文学作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，但这需要一代文豪歌德这样的才力，才能构筑这个世界文学的框架。
英国诗人艾略特也说过：“一个人写诗，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；如果只是表现个人才气，结果一定很有限。”因为，个人才气绝不能与整个文化相比。
而我想写的论文，恰恰不是表现个人才气，而是要表现东西方文化素质的，绝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完成。首先，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，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华当时还没有好的外文译本，怎么可能在国外进行比较研究呢？如果要把这些文学瑰宝译成外文，而且读起来要能得到一点读原著的乐趣，那需要多少年月啊！
于是我决定花一年时间读一张大学研究文凭，同时将论文方向重新定为研究莎士比亚和拉辛。终于，我成功通过了答辩，继而走上了回国的征途。在回国的船上，我还赢得了国际乒乓赛的冠军，和船上选出的美人跳了舞，这也算是凯旋而归了。
许渊冲于巴黎街头，摄于1950年归国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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